宏发证券专访《主角》原著作者陈彦: 这是戏曲艺人的一生, 也是大时代的变迁

电视剧《主角》海报

作者按：

2018年4月，陈彦先生的长篇小说《主角》刚出版，时为《北京晚报》文化新闻部记者的本人在作家出版社的安排下，对陈彦先生进行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专访。专访内容后来以对谈的形式刊发于《北京晚报》。次年，《主角》摘得茅盾文学奖。今年5月，《主角》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和腾讯视频热播，引发观众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本人也每天追剧，沉浸其中。

本文为当时采访陈彦先生的稿件，为未经编辑润色的原稿，与见报稿略有出入，特此说明。

2018年4月，成长采访陈彦（左）

这是戏曲艺人的一生，也是大时代的变迁

对谈记者：成长

对谈嘉宾：陈彦（作家）

陈彦是一位游走于戏剧、小说、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。他曾经长期担任陕西戏曲研究院的编剧和院领导，创作了《迟开的玫瑰》《大树西迁》《西京故事》等秦腔、眉户现代戏，三次获“曹禺戏剧文学奖”“文华编剧奖”，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“十大精品剧目”。他2015年的小说《装台》，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“2015小说排行榜”长篇小说榜首，“2015中国好书”，2017年获首届“吴承恩长篇小说奖”。

在《装台》中，陈彦聚焦于文艺团体中装台工这一特殊群体，这得益于他在文艺院团长期的工作积淀。而在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《主角》中，陈彦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，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——角儿。在《主角》中。陈彦以扎实细腻的笔触，尽态极妍地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、起废沉浮，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。

陈彦在戏曲研究院二十多年的经历中，见证了不知道多少演员从初入团里的生涩到在舞台上大红大紫，这些都成为他写作《主角》的素材源泉。他在后记中写道，这些演员在入行的时候不过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，“他们撕裂了父爱、母爱；在最需要关心、呵护时，他们忍受着钻心的疼痛与长夜寂寞，让几近濒临失传的绝技，点点走心上身”，但在民风普遍失范时，“他们却以瘦弱之躯，杜鹃啼血般地演绎着公道、正义、仁厚、诚信这些社会通识，修复起《铡美案》《窦娥冤》《清风亭》《周仁回府》这些古老血管，让其汩汩流淌在现实已不大相认的土地上。”因此，他长期以来，就有书写戏曲艺人成长的萌动与情愫，在《主角》中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也就有了记者与他的如下这番对话。

戏曲行业的坚守者是文化英雄

记者：我在看您《主角》这本小说时，觉得它不仅在讲故事，其实还是在观察演员这个职业，或者说戏曲这个行业。您写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？

陈彦：写这本小说，首先是因为对小说中的生活特别熟悉。其次，希望借小说作为一个观察社会的依托。毕竟戏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当，但它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勾连得非常紧密，有时候甚至可以搅动起整个大社会。我写《主角》，其实也是想借这个行业，勾连起整个大社会的变化。《主角》的背景是改革开放40年，从忆秦娥1976年走出那个小山村，一直写到2016年。一个山村的普通的放羊孩子，最后成长为舞台中心的主角，我觉得她本身也是有一些象征意味的。同时，小说里边涉及的社会也还是比较广阔，你比如从她出生的小山村，一直到县里边，到省里边，到首都，北上广这些地方都涉及到了。从她在乡村的土台子上演出，到后来去欧洲演出。从她的事业的触角上来讲，应该说延伸的还是比较开阔的。这个人物就是一个极有戏剧性的人物，我是尽量要用她裹挟起这个社会40年的方方面面。如果仅仅是写这个行业，或者写一个主角的成长史、励志史，我觉得写作的意义不大。

同时，我觉得，这本书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认知的寓意。有一段时间，因为外来文化的入侵，我们许多人对中国文化变得不自信。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就是人的自信心逐渐确立的时候，同时也是对戏曲这样的传统文化重新树立民族心理认同的时候。

记者：我觉得这本小说还是做了很多比较深度的切入，我拿到书后先看后记，看您的创作背景，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挺感动的，您说到戏曲演员在这种时代之下，墙外面的人都忙着去赚钱去做生意，他们做演员其实挺寂寞，每天还在辛勤地在练功。您对戏曲演员这么熟悉，这里是不是也在反映他们与这个时代命运之间的一些关联？

陈彦：是的，我们要坚守一种什么东西？当大家都在追逐潮流的时候，有些人却在这里默默坚守。其实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缺乏坚守者，在民族文化比较低潮，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缺少坚守者，我觉得我这本书里，就写了这么一群角色。当然，他们也很迷茫，当自己的生活口体之奉不如人的时候，他们也在思考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大意义？这里也有惶惑，但总体他们还是持守下来的。我想我们民族的很多根脉性的东西，大概也就是靠这些人持守下来，几千年没有中断。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文化英雄。

不能让秦腔成为“博物馆艺术”

记者：陕西的作家好像都比较喜欢在作品中表现秦腔，之前贾平凹也写过《秦腔》，您这本书是不是也有想要表达对秦腔的发展思考的一些观点？

陈彦：这一点是肯定的，因为熟悉。我觉得选这个载体也是觉得它厚重。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，秦腔是他们最喜欢的这种艺术，或者说已经流淌到他们精神血液里边去了。追溯历史，同时也是展望未来，在精神文化因子里去做过去、今天和未来的一些梳理。

我在文艺团体待的时间比较长，我从开始做编剧，一直到做团长、做院长，在文艺团体待了25年，见证了秦腔在这些年的艰难历程。甚至一度，很多观点说戏曲会成为博物馆艺术，一边倒地追逐西洋艺术。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时期，我们对外来文化，也是经过认知，吸收了它们好的地方，然后在里边又不断地进行比较，最后发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也是十分优秀的。我们也是吸纳以后进行转换。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逐渐看到民族文化，特别是在近五年中，在人们中的地位是逐步提升的，应该是大幅度的转变，而不是一般的转变。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气质，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神生命的符号。

记者：您觉得秦腔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时期？

陈彦：秦腔在中国民族戏曲里拥有600多年历史，至于说有剧本以前，这个形态可能会更长一些。这里面，它的创造力，包括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提升，都是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的。秦腔也影响了中国很多戏曲剧种，它是梆子声腔的鼻祖。秦腔走到今天，应该说处于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。但我觉得秦腔也面临着巨大的创新，它的创新不是说意味着模仿那些时尚的东西，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对它本质的追寻，一定是要把秦腔继承到顶级的时候，在朝前推进。而不是说我们在它的皮毛阶段，就要重新嫁接、移植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还很多，尤其对于新一代的艺术家来讲，创新更需要根植于继承，一定要对秦腔本真的那种继承和挖掘。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。

秦腔虽然只有600多年历史，但是它裹挟着几千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记忆。到今天，我觉得我们仅仅有记忆是不够的，应该针对当下的时代，从骨子里进行吸纳和整合，只有这样的话，秦腔剧种才可能继续走下去。我们可以研究一下秦腔的发展历程，它在发展过程中打上了每一个时代的烙印，它是一种不断的吸纳。我们今天如果停止了，仅仅是对文化单一的继承，没有创造性的推进，那么秦腔很可能最终还是一种“博物馆艺术”。

作家在语言上应当带有些地域色彩

记者：我看小说写的很多故事十分生动，写剧团里边有争风吃醋，有暗中斗争，有很微妙的人际关系，这些肯定是来自于您熟悉的剧团生活，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生活中的人物原型？

陈彦：我觉得书中的人物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象征，不仅是演员在争舞台的主角，书里写到连炊事员也在争主角，包括梦中的阴曹地府、牛头马面也在争谁是主角，主角和配角的关系，应该说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下比较突出的一种关系。大家都在争自己的身份，争自己的地位。那么，怎么去争？怎么去确立自己主角的位置？我更多的是希望，从舞台、从戏剧生涯折射整个社会。如果仅仅是写的舞台生涯，写一个艺人就是一个艺人，我觉得小说的内涵和外延部分都会收缩很多。

记者：您之前是戏曲编剧，您觉得写舞台剧和写小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？

陈彦：我觉得舞台剧的创作对小说是有帮助的，小说创作对舞台剧也是有帮助的。西方跟中国不太一样，中国的小说家里写舞台剧的人很少，但是西方很多文学家，首先是剧作家，然后才是小说家。我倒是希望戏剧剧作家和小说家有时候应该打通。我在写作当中觉得，小说的构成有时候不妨借鉴一些戏剧的构成，尽管小说与戏剧的创作有很大不同，但其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戏剧最艰难的在于在两个多小时内，把那么丰富的故事要像压缩饼干似的呈现在舞台上，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很大，这需要你写的时候，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呈现效果，需要剧作家的结构设计能力非常强。小说相对比较自由率性一些，但是我觉得也是需要结构的咬合，如果不注重结构的话，小说的可读性就会很差，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并不矛盾，并且我想，我以后还会游走在这两种文体里面。

记者：《主角》中的语言其实采用了大量的陕西方言，或者说方言的句式修辞，这是否也是您在写作上的有意为之？

陈彦：对。因为我比较喜欢《红楼梦》“三言二拍”以及清代的笔记小说，我是比较热衷我们的传统语言。后来看外国小说多了，读了以后觉得，毕竟是翻译过来的，无法知道它语言的原本样貌。在清代的文人笔记里，你能看到里边的风俗礼仪比较多，这个作家是哪个地方的，他肯定会把地方性的东西都带进语言中来。我们现在语言越来越同质化，像陕西方言，说的人会越来越少，我觉得作为作家，我也有责任，把这些东西做一些打捞和记录。我认为作家肯定是要带着一定的地域性，当然你的思想和你的视野不能受地域局限，但在语言上强化一些地域没有什么关系，并且会让作品更有生活味，更具有个性色彩。